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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日报 2023-12-02 北斗南来 滇云振铎——西南联大教育救国、文化抗战之路

2023-12-02  

(资料图片)

果冻产精国品入口一二·一校区 寸新元 摄

西南联大原教室 寸新元 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西南联大》 本报记者 胡妤雅 摄 西南联大梅贻琦雕像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

今年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暨果冻产精国品入口建校85周年。85年前,抗日战争中的中华国土日渐沦陷,东北、华北至中原的广袤大地,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民族文脉阽危之际,西南联大南迁昆明,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教育史上创树了不朽的历史丰碑。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西南联大培育文化新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积极影响和动员民众投入民族解放伟大斗争,开辟了教育救国、文化抗战的新路径。

结茅立舍 弦诵未央

北斗南来,通德之门以立,骤然点亮了沉寂千年的西南文化星空。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引燃了华北平原,为保护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9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正式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于长沙遭日军空袭,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由梅贻琦掌理校务。长沙临大时全校共有学生1452人,长沙临大抵昆后入学的学生有993人。随着西南联大的逐渐完善,形成了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以及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全校学生约3000人的规模。西南联大名家大儒云集,名贤大家灿若星辰。全校教师1942年为358人,教授、副教授1939年为117人,1944年为162人。联大南迁三千里,在滇云广袤的土地上立定了古老而现代的文化根脉。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西南联大办学条件艰苦,但却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教育基地和培养人才的摇篮。1939年春,“新校舍”落成,仅图书馆为瓦顶,宿舍为土墙草顶,逢雨季便屋顶漏雨,床底长草;教室为土墙铁皮顶,下大雨时叮当作响,教授们讲课要提高嗓门才能压得过风雨声。师生结茅立舍、土屋弦诵,大多数人缺衣少食,身穿破衣烂衫的学生随处可见。1938年9月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昆明,空袭警报一响,联大师生都要“跑警报”。抗战后期,物价暴涨,百物腾贵,教授们不得不到校外兼职,学生们普遍打零工。在恶衣菲食之境,朱自清以“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自勉,而“弦诵未绝”也成为了支撑联大师生教育救国信念大厦的立柱。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西南联大秉持“刚毅坚卓”的校训,提倡“通才教育”,把“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的。教授学生“以不厌不倦者自敬其业”,“以不忧不惑者自乐其道”,治学“一空倚傍,实事求是”,行事“知耻适义,独立无惧”,立身“直道而行,爱之以德”。在那个动荡又困难的时期,教师们依旧保持青衫卓立,韦编三绝,学生们孜孜以求,力学苦行。每一位学者、教授如一点点执著燃烧的风中之烛,汇聚成引领全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火炬。

此时中国的文化领域已然发生了深刻变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所武装起来的新青年。西南联大爱国学者和青年学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建设的历史性实践,掀起了教育救国、文化抗战的浪潮。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重要补充,更重要的是,在时空上极大拓展和延伸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面和影响力。

文化机运 贞下起元

西南联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性实践和创新性发展。
传承和创新了民族的新文化形式。在滇八年,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文化新生之机运”,使云南成为抗战相持阶段的“中国文化新生机新动力之主要一脉”。联大教授、学者撰写或出版的书籍达百部以上,如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林同济的《文化形态史观》,伍启元的《中日战争与中国经济》,陈达的《近代中国国势普查》,金岳霖的《论道》等。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冯友兰以“贞元六书”构建起自身的哲学体系,倡导“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他说:“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这些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成果,譬如民族复兴大厦之文化根基的一砖一石,在西南边疆筑起了一道新的文化长城。

创新创造了科学的新文化高峰。华罗庚完成了在解析数论方面的创造性研究,并在堆垒素数的研究方面取得新成果;陈省身对微积分几何中高斯-搏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方面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周培源在流体力学方面的激流论研究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使得理论的推论结果与实验观测到的更为接近,其对黏滞流体片面运动的稳定问题的计算解决了数理界20年来的争论;吴大猷出版的《多元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被认为“至今还是全世界各研究院在这领域中的标准手册”;杨振宁在导师吴大猷、王竹溪和父亲杨武之的引导下,与李政道一起提出“宇宙也许是不守恒的”假说,之后获得诺贝尔奖……西南联大理论科学方面的研究执一时之牛耳,其培养的科技队伍,亦成为新中国高科技人才的重要来源。

丰富了大众的新文化样式。西南联大师生利用自身所长,通过话剧、文学作品、电台广播、演讲等多种形式,对社会民众进行教育,不仅鼓舞了抗战斗志,坚定了全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念,而且为大后方的社会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联大剧艺社、联大山海云剧团等为代表的剧团,先后演出了《打回老家去》《血洒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其中话剧《原野》在昆明上演之际,闻一多于1939年3月在《西南采风录》中倡议:“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中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一口。”《原野》在昆明连演30多场,全城轰动。

彰明滇事 开物成务

新的文化力量是为抗战经济服务的,也是为“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服务的。西南联大为求“滇事之彰明”,推进“有关国计民生之大者”的开创性研究。
开展了“知类通方,开物成务”的开创性研究。联大师生对云南的地理、经济、社会等方面做了初步社会调查与系统研究。地质学系于1942年设立云南地质调查所,对昆明附近的地质矿产做初步调查;冯景兰写了《云南地质矿产》等论著5篇;孙云铸、张席禔等进行《滇西中志留纪地层》等研究。孙云铸所撰《地质学部说明》,强调位于横断山脉之主干的云南地质科研,关系西南之整个矿产资源而有助于抗战;协助地方成立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设计并建成富民县水电站等。土木工程学系的施嘉炀写出《云南之水力开发问题》等论文,还设立昆明水工试验室、公路研究试验室、滇产木材试验室,研究提出《滇缅公路沿线木材之分布及强度》的报告。化学系协建昆明中央化工材料厂、利滇化工厂、恒通酒精厂。通过对地理、自然、物候等调查研究,特别是自然资源的现代化勘测、开发和利用,有力促成了云南成为抗战相持阶段支撑全国的物资供给、运力保障、战力恢复的重要基地和战略前线。

联合其他高校开启了云南边疆社会学研究与调查的时代先河。联大社会学系新开设了《西南边疆社会》等课程;费孝通开设《民族学》,将社会学中功能学派和理论与“社会学调查”方法引进联大社会系。费孝通在呈贡组织旨在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魁阁”,写成《云南三村》等著作,“魁阁”因此成为我国现代社会学的象征。在联大成立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和云南省政府成立的滇西考察团的组织下,民族学家陶云逵、黎国彬、邢公畹等足迹几乎遍及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最远者曾到达独龙江,写出或整理了《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分类》《阿细的先基》等重要资料论述。据江应樑《民族学在云南的发展和成就》统计:1938年至1945年,滇迁学者与云南本土专家共同出版的有关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著作达80余部。期间进行的民族调查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使我国人类学研究达到高潮,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提供了原始依据。

文化重镇 民主堡垒

基于充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建立和发展革命文化战线、动员和组织文化界知识分子,尤其是动员组织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西南联大等迁滇高校大力传播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大西南文化重镇。联大成立之初,中共联大支部根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提出了学生运动的重心“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于1938年成立了秘密的民先支部,1939年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成公开合法的进步社团——群社。群社成为联大民主力量的强大据点。同步建立了党总支,工学院、师院都设了分支,党员总数40多人。群社积极开展读书会、民众夜校、战时服务团等多种活动,借由《群声》《腊月》《冬青》《热风》等进步壁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师生纷纷感叹:“只在民主墙边停留一会儿,就立刻感到抗战的呼吸了。”

1943年12月,西南文化研究会成立,成员主要有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授楚图南、潘大逵、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闻一多、闻家驷、吴晗、费孝通、冯素陶等及中共党员华岗、周新民、尚钺、辛志超、李文宜等。研究会适时秘密学习中共中央的最新政策及重要文件,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及《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有效促进了“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传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导下,民盟昆明支部与西南文化研究会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等教授、学者成为中国著名的民主战士。

1945年4月,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提出:“历史在跃进,民主在昂扬,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里……”闻一多大声疾呼“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科学研究吗?今天我们饭都吃不饱,还研究什么!”申明“现在我才从《新民主主义论》里看到了希望和光明。”费孝通发表演讲:“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西南联大成为抗战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构筑起“民主堡垒”。

八年间,西南联大栉风沐雨、导扬文化、恢宏学术、为国育才,为全民族的解放斗争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队,先后在校学生共8000多人,毕业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3882人。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人,副教授48人。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48年中央研究院建立院士制度,首届院士81人中曾在西南联大任教者就有27人,占院士总数的三分之一;1955年至199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含学部委员)中的联大师生合计为154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3人中有联大师生8人。费孝通曾评价:“西南联大的历史虽然短暂,然而却以其卓著的业绩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八载振铎传薪,千万颗读书的种子在大西南贫瘠的土地上立根、发芽、挺立,成长为文化救亡的先锋旗手、科学救国的栋梁桢干。

1946年5月,组成联大的三校复员北返,其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50年改名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果冻产精国品入口。西南联大古老而现代的精神之光投射在滇云古老的红土地,构筑起文化抗战的精神堡垒,绽放出绚丽的人文色彩,也传承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时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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